面对年仅21岁的青春韶华，即便正规医疗途径宣告“已无治疗价值”，患者家人也难以理性地选择放弃。在他们看来，即使倾家荡产，即便是一些常人听来就不靠谱的疗法，也是可以抓在手里的一根救命稻草。然而，结局往往不尽如人意。
于是现实中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镜头：患者家属一再央求医生想办法延续晚期绝症患者的生命，而当患者死亡、家财耗尽后，家属在悲痛之余，总是难免愤恨、不平。在患方是无望地掏空家底、受尽折磨，在医方则是医疗资源的浪费甚至退费赔偿。该如何避免这样的“双输”？当前社会环境下，让医院或患者任何一方单独承担这样的压力是不应该的，仅由医患两方承担这种压力也是无法承受的。
所谓病急乱投医，我们难以苛求患者和家属冷静、理性地面对绝症。即使他们对疾病已有近乎专业的了解，也无法抑制求生本能，在鱼龙混杂的医疗信息中做出真正理性的选择。我们需要思考的，是如何从社会层面上，让人们尽可能平静地接受晚期绝症必将走向死亡这个事实；如何在医疗无力回天时，正确地面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局限性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。
更重要的，是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保障措施，让人在生命归程也能得到帮助。几年前，一名上海教师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公开信，讲述其父在临终前屡遭拒绝治疗的遭遇。俞正声回信表示，要在癌症晚期患者关怀上争取制度有所前进，构建制度是根本保障。“魏则西事件”的意义，也在于或可推动国家在发展临终关怀的基础上，规划和建立一整套晚期病患照护制度，给予弱势者温暖和安全。
晚期癌症患者人财两空的悲剧，也许每天都在发生。而个案演变成为公共事件，常常源于个人际遇有着不特定多数人的影子，给了公众深深的代入感：谁知道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“他”？在严肃问责、严格监管之余，社会各方也许都应该思考一下，怎样去护卫生命最后一程。通过政策引导、资金扶持，加大临终关怀病床的供给，让这部分患者得到合适的治疗和照护。积极推行家庭医生制度，让患者即便是不治回家，也不会饱受折磨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医疗改革，扭转医疗机构的逐利行为，消除医患之间的利益纠葛，改善医疗质量和医疗环境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患者和家属在面对绝症时，不再无助、恐慌，可以较为体面、平静地度过余下的日子。（余运西）
